魏君贤 假如巴菲特在中国

高曼创办公司之初所从事的票据经纪和后来的债券交易、股票承销等服务，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，的确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了。但这些业务要么属银行专营，要么属证券公司专营。官定这类机构必须有大金融机构作股东，且一设立就必须有过亿资本。个人若想以小本生意起家而直接进入此类业务，不小心说出去，容易因为风大而闪了舌头。

巴菲特创业之初，实质上是直接开展了证券资产管理服务。在当下中国，这类服务大致由两拨人马提供，一拨是官府扶持之下的公募基金管理、证券、信托公司，一拨是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**基金;后者在前者的耀眼光环下，只能在各种“大力鼓励”“规范发展”“加强监管”的夹缝中寻求一线线气若游丝的生存机会。

回顾改革开放30年，我们的“巴菲特”在**来年没有股票可炒;后十来年股票有了，可没办法以机构形式集合合伙人资金——市场给他提供的创业可能性，是由他掌握若干个人账户密码，“非法”地操作集合理财业务，一不留神，可能因与“合伙人”之间的纠葛，或者因为向“合伙人”**了保底收益而被认定为非法揽储，或者因为操作大量个人账户而被监管机关发现，没有“证券投资咨询资质”的他，不幸地“进去了”。

2007年年中，出狱后的“中国巴总”，欣喜地发现国家也引进了有限合伙的企业组织形式，兴冲冲地拉着尚未交恶的亲友，成立了一家合伙企业，想象自己终于能像“美国巴总”一样从事“机构化的证券资产管理服务业”了，结果发现他的合伙企业因为不是“法人”而开立不了证券账户。这一拖就到了2009年底，经过“反复研究”，合伙企业被允许开立证券账户，但这一年，波澜壮阔的“改革开放30年”已经结束。